數字服務平臺在實現產品服務供給與消費高效對接，承擔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職能等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提升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治理效能。展望未來，加快推動我國數字服務平臺高質量發展，需從加強平臺責任主體制度建設、完善“政府+平臺”雙重治理模式、鼓勵平臺創新等方面發力。

數字服務平臺是以實現產品及服務交易為目的，利用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構建的一體化、網絡化、智能化平臺，具有生態化、高效化、靈活化特征。數字服務平臺作為以數字技術為支撐的新經濟模式，在拉動我國數字經濟增長的同時，越來越多地承擔起社會及行業管理責任。特別是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數字服務平臺在保障居民生活、支持疫情防控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然而，數字服務平臺在實際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瓶頸。由此，應加緊完善數字服務平臺治理，推動數字服務平臺在實現經濟效益增長的同時更好地承擔社會責任，進一步提升我國數字服務平臺治理效能。

數字服務平臺的五大作用

數字服務平臺拉動數字經濟規模增長。一是數字服務平臺在促進消費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二是數字服務平臺改變了傳統的貿易模式、合作分工方式、價值創造與分配形式。三是數字服務平臺提升各行業數字化水平。在疫情期間，教育、醫療和企業等通過數字服務平臺開展了在線教育、線上問診、遠程辦公、生鮮電商等，以外賣送餐為代表的本地生活服務平臺更是促進了生活服務業的數字化。

數字服務平臺豐富就業形態、穩定就業市場。依托數字服務平臺出現的新就業形態為我國新增就業提供空間，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數字服務平臺就業方式較為靈活、進出自由，能較為快速直接地吸納就業，增加了勞動者收入。特別是在統籌疫情防控和恢復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數字服務平臺在“穩就業”方面持續發揮作用。

數字服務平臺實現產品服務供給與消費需求的高效對接。憑借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等技術，數字服務平臺可以實現供需雙方的精準對接、各類資源的高效配置，進一步達成供需平衡。

數字服務平臺承擔部分市場監管職責。數字服務平臺出于效益的考慮，主觀上具有監管動機，平臺的規范運營是保證盈利與發展的前提，對此平臺企業會主動治理違規企業及用戶行為。此外，平臺的監管方式更趨于多元化，管理手段更豐富。其中，平臺企業擁有價格結構、聲譽機制、支付擔保等多元監管手段，能更高效、直接、靈活地對市場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監管。

數字服務平臺積極發揮公共服務職能。通過對平臺數據的掌握與分析，平臺可以協助解決不確定情形下公共治理的決策難題，讓政府部門做出更為行之有效的決策。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多個數字平臺積極采取措施為商戶解難紓困，對數字服務平臺生態體系的參與成員提供幫助，各類支持性政策能更快速、更精準地作用于平臺商戶，惠及整個數字平臺生態體系。此外，數字服務平臺在精準扶貧方面也發揮了巨大作用。

發揮平臺職責的困難與挑戰

盡管數字服務平臺在提升數字經濟發展規模和治理效能方面成效顯著，然而，在平臺職責的發揮上仍存一定阻礙與瓶頸。

平臺作為市場主體天然具有治理短板。從主觀方面來看，數字服務平臺充當了交易媒介，具有撮合機制，是市場交易維護者，但同時也是市場參與者，具有盈利訴求。雖然數字平臺正在探索政府、平臺企業、第三方共同承擔各自責任的模式，但當盈利訴求與市場治理沖突時，平臺的處理仍然無法絕對公平。

平臺提供的公共產品難以覆蓋全部公共服務。從客觀方面來看，一方面，平臺能夠提供的公共產品涵蓋范圍相對不足，在服務安全保障、互聯網金融欺詐和電商假冒偽劣產品等問題上，若是僅通過平臺治理，或將面臨“市場失靈”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數字平臺治理涉及范圍十分廣泛，涵蓋數據隱私、競爭政策、數字素養、媒體政策、人工智能等領域，精確監管難度大、成本高，導致出現了鉆管理規則空子的現象，凸顯了平臺治理的短板。

數據隱私及數據權屬等法律缺位。數據是數字服務平臺的核心資產，圍繞著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及數據的合理采集等問題一直存在爭議。類似平臺企業在未經用戶允許下私自采集、使用與轉讓數據等問題層出不窮，數字服務平臺的經濟模式尚新，所涉及諸多領域存在法律空白，阻礙了平臺職責的實現。

完善平臺治理體系的建議

加強平臺責任主體制度建設。從規范平臺以及提高平臺治理能力角度出發，考慮設立平臺責任評估指數，通過互聯網平臺領域的相互監督和行業自查、互查，加強平臺自律和行業監管。充分發揮平臺用戶的反饋評價功能，調動平臺用戶對平臺責任履行情況進行打分。加快數字服務平臺第三方信用機構建設，統一平臺信用技術標準和認證流程，發布信用標識認證，讓平臺用戶能夠快速準確地判斷平臺主體的信用狀況，營造良好的平臺責任實現環境。

完善“政府+平臺”雙重治理模式。從完善政府和平臺共同治理，營造良好發展環境角度出發，厘清政府和平臺的監管責任劃分與側重點，平衡好企業自治和政府監管的關系，考慮建立“政府+平臺”合作監管體系，合理分配職責，提高監管及服務效率，減少監管成本。在消費者權益保護、反欺詐等領域，政府充分介入和加強監管，承擔起政府應有職責;在平臺企業評價、促進供需對接等領域，充分發揮平臺的自主性，推動平臺承擔自身主體責任，不斷增強其社會責任感。

鼓勵平臺創新與適時規范相結合。從鼓勵平臺創新發展角度出發，采用市場負面清單制度，充分解放平臺活力，給予平臺合理的發展空間。同時，適時對平臺加以規范引導，將具有社會危害性、污染浪費嚴重、外部成本大的經濟活動列入負面清單予以排除。對于產生問題及負面影響的平臺，按照市場監管有關法律法規進行規范管理。

完善平臺治理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填補法律缺位，制訂相關法律法規，著力解決平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人工智能人格權等問題。完善政策和標準指引，保護數據隱私，合理界定數據所有權，不過度索取用戶數據等。

提前布局數字服務平臺全球合作框架。在數字服務平臺責任和治理方面下好國際治理先手棋，從國家和國際層面開展頂層設計。在平臺經濟標準制定、平臺經濟監管政策、平臺監管執行等方面，綜合考慮政策實施、監管風險程度，將各利益攸關方涵蓋其中，加強國際協調，實現協同治理。由于平臺治理涉及諸多領域政策，對于服務內容、數據等議題，要從國家治理、企業國際合作等不同層面進行應對，綜合考慮國際競爭與合作發展需求。

(作者單位：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數據中心)

關鍵詞： 數字服務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