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重新翻拍的《尼羅河上的慘案》（Death on the Nile）登陸國內院線。

即便有“神奇女俠”蓋亞·加朵和一眾明星支持，影片還是遭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原著粉的瘋狂吐槽，豆瓣評分目前 5.8 分——鑒于英國名導肯尼斯·布拉納（同時實驗片中主角大偵探波洛）還會繼續翻拍下去，該系列的評分可能還會繼續走低。

從波洛、福爾摩斯再到各國影視劇，推理和探案故事在全球培養起了數億的“業余偵探”。而現在，隨著技術的發展，這些推理愛好者已經不滿足于文藝作品，而想要“親自上場”，用自己的力量偵破陳年遺案。

在美國，有人專門在 GoFundMe 和 Kickstarter 上眾籌，對一些未偵破案件的證物和遺骸進行 DAN 檢測，用來辨別遇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身份。

而針對這些來自推理愛好者的需求，甚至有名為 Othram 的公司，專門進行 DNA 分析比對鑒定，并且成功拿到了融資。

利用 DNA 技術“眾籌擒兇”，會成為一種潮流嗎？在推理愛好者的狂熱背后，又有哪些陰暗面，會在意料之外，對人們和社會產生影響？

DNA“擒兇”

1959 年，年僅 9 歲的女童甘迪絲·羅杰斯（Candice Elaine Rogers）在華盛頓州斯波坎社區失蹤，16 天過后，她的鞋子被兩名獵人在山區發現，而后警方發現了她被埋在樹下的遺體。

尸檢報告顯示，羅杰斯生前曾遭遇虐待，后被兇手勒死。由于失蹤前她還在社區內兜售薄荷糖，所以又被稱為“糖果”（Candy）。

由于證據始終不夠確鑿，警方始終難以被鎖定嫌犯。警察曾將遇害者身上的體液進行檢測分析，但遺憾的是，在聯邦犯罪資料庫中并沒有找到能夠與之吻合的對象。

半個多世紀以來，隨著科技逐漸成熟，本地也成立了愈來愈多的 DNA 檢測實驗室。2020 年，警方曾與其中一家接洽，但得到的回信是樣本年久腐壞，無法分析出更多的結果。

直到一年之后，法醫科學家布列塔尼·賴特（Brittany Wright）與 Othram 實驗室進行交談得知，后者正在研發更為先進的基因測序技術：通過法醫族譜學構建出兇手檔案，縮小嫌犯人選至鎖定目標到兄弟三人身上，其中一人便是真正的罪犯：約翰·霍夫（John Reigh Hoff）。

而推動整個案件水落石出的，是霍夫的女兒凱西·霍夫得知自己已在 30 年前自殺的父親，和幾十年前的懸案突然產生聯系，主動與警方聯絡提供了自己的 DNA 樣本。在搜索令獲準下，警方挖掘霍夫的墳墓進行遺體采樣，最后確認，霍夫即為 62 年前性侵并殺害女童的兇手。

2021 年召開的警方記者會上，甘迪絲?羅杰表親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擦去眼角的淚水｜The Spokesman-Review

而像小甘迪絲這樣的案例，在美國還有很多。美國國家失蹤與不明身份人口系統（NamUs）的數據，平均每年有超過 4 千具無名尸骸被發現，且每年遺骸與失蹤人口的數量都在增加——美國國家司法研究所將其稱之為“無聲的巨大災難”（silent mass disaster）。

讓“無聲災難”不再“沉默”，是 Othram 這類的 DNA 實驗室創辦的初衷。實驗室名稱來自《指環王》中岡多主城——白城米納斯·提力斯外的城墻，創始人 Mittelman 希望對基因進行測序、歸檔的技術手段，構建一個龐大的、可共享的數字化法醫證據庫（學界稱為法醫系譜學），破解積壓疑案，從而成為守護社會的城墻。

設想很美好，但問題依舊存在。他們首先遇到的麻煩就是：DNA 樣本過少怎么辦？

其實從 1994 年，FBI 就已經開始建立 DNA 數據庫了，名為 DNA 聯合索引系統（Combined DNA Index System），將案件中的受害者與犯罪人員的 DNA 檔案編入，從而能夠快速抓獲慣犯。但其中儲存的樣本數量與內容依舊不夠詳盡。

Othram 實驗室內，工作人員正在進行 DNA 測序，旁邊是一臺 Illumina NovaSeq 6000 測序儀｜New York Time

以 2020 年剛剛結案、Othram 也同樣參與 DNA 化驗的“休斯敦伴娘被新郎殺害”一案來說，一般的刑事案件會給出 20 個 DNA 注記作為對比，但在這個案子上至少從數據庫中比對了幾萬個注記，越多的注記相符，能夠確認的幾率就越高。

由此，DNA 樣本儲存越多，一定程度上越能夠推動案件進展。在這種條件下，“眾籌”的模式就產生了。

這里的眾籌衍生出兩種意味：一是通過捐款，為 DNA 測序提供足夠的基金，二是捐贈自己委托商業測序公司所測出的 DNA 信息到類似 Othram、GED Match 等機構的族譜數據庫中。

而參與眾籌的這個群體，往往就會被稱之為“DNA 偵探”。

“眾籌破案”時代

去年，居住在迪拜的 Carla Davis，在 LinkedIn 上看到了 Othram 實驗室發布的，關于“尋找 1978 年田納西謀殺案兇手”的帖子，需要籌集到 5000 美元才能進行下一步的 DNA 測序。

Davis 被其中一句“我們是在為了正義眾籌”所打動，直接補足了剩下未籌到的近 4，000 美元。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截至今年三月，這些 DNA 偵探們已經累計在眾籌中捐贈了超過一百萬美元。

在 Facebook 上，有人建立了“DNA Detectives Facebook”群組，聚集了許多與 Davis 有著相似追求的同好。這些人如此活躍的原因之一，是對“解謎快感”的追求。

對于犯罪事件的披露，一直以來都是人們好奇心最為高漲的議題之一。即使發生在距離遙遠的其他國家，也難以抑制人們想要了解更多的沖動。

Carla Davis 已經為“懸案眾籌”捐贈了超過 10 萬美元｜New York Times

一起復雜而懸而未決的案件，能夠同時戳中人們內心對作案動機的窺探欲、對受害者的共情力、伸張正義的使命感、以及對案件調查的參與欲。它們混合起來，成為同情、害怕、刺激，又帶著些快感的情緒。

來自多倫多大學的學者 Jooyoung Lee 就曾提到，當我們開始消費這種“來自現實生活中的恐怖”，會讓大家覺得自己成為了故事中的一部分。

而通過社交群組和 Othram 這類向大眾開放捐款或捐贈 DNA 的基因實驗室，讓以眾籌形式偵破懸案一事徹底變成可能。正如 Davis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的：“如果我們能夠真的對于破案幫上忙，為什么還要僅僅呆在家里收聽犯罪懸疑播客呢？”

法醫界從業人士告訴極客公園（ID：geekpark），在國內，破案更多是依賴罪犯 DNA 數據庫，將現場檢材的 DNA 分型結果輸入數據庫對比，歸屬公安部管理。

而美國由于消費級基因檢測市場的成熟，有需求的當事人（無論是尋根問祖或是偵破懸案）委托實驗室發起眾籌，逐漸形成公眾的、可交叉共享的數據庫。

不僅限于留有案底的罪犯，如果嫌疑人有親屬曾經向數據庫提交過 DNA 采樣，那么通過縮小范圍的方式也能夠定位。由此，“法醫系譜學”應運而生。

伸張正義背后的“陰影”

當人們沉浸在冤案得雪，擒獲兇手和伸張正義的滿足背后，同樣也有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

2018 年，基因監測機構 FamilyTreeDNA 宣布向執法部門開放，并且通過與調查人員合作，讓警方能夠使用的基因數量幾乎翻了一倍，此舉當時就引發了一輪對于身份隱私的擔憂爭議。次年，FamilyTreeDNA 正式就此事向公眾道歉。

根據 FamilyTree 持有的 200 萬人 DNA 數據，能夠辨認出相關幾乎數億人的身份。這意味著，如果把控不嚴，這些掌握大量 DNA 數據的數據庫，將會引發可怕的數據隱私問題。

薩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的基因咨詢師 Laura Hercher 曾經指出，應該由法律界定獲取 DNA 信息的條件，而非機構本身。“（DNA）是抓捕罪犯的好方法，但也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濫用。”

通過 DNA 技術，可以追溯到一個人家庭譜系中的大多數親人，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自己的信息進入到這個系統之中。可惜的是，一旦有人上傳了自己的 DNA 信息，與其相關的親戚，也被動地進入到系統之中，其中的隱私和法律問題，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法。

不管是文藝作品，還是現實生活，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偵破中，涉及的都不僅僅是犯罪者和受害者，更會影響到雙方背后大量的關系人員。如何將先進的技術，控制在合理范圍內，某種意義上要比破案更加重要。

關鍵詞： 眾籌破解兇案 人人都是名偵探柯南